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旗号，向美国贸易伙伴全面加征关税，表面上看是对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原则的背离，实则是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应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结构性矛盾。
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推行者，特朗普的政策转向折射出其内部产业空心化、资本过度金融化及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矛盾。新自由主义以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为核心，导致美国本土生产能力外流，形成“生产性投资不足—产业空心化—有效需求萎缩”的恶性循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是这一趋势中的政治反弹，但其政策逻辑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冲突，使其陷入“既想享受全球化红利，又不愿承担代价”的悖论。
图/视觉中国
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试图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引发全球贸易战，美国进出口额骤降，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滑，失业率激增，最终经济危机演变为地缘政治危机。与近百年前的这段时期相比，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更完善，金融监管与风险对冲机制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关税政策仍暴露出类似的逻辑困境：以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解决全球化生产关系的内生性矛盾，可能加剧全球经济进一步割裂。
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贸易保护与贸易顺差，而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自发调节与资源自由流动。新一届特朗普执政团队的政策呈现“二元结构”：在内部，美国延续减税、放松金融监管等新自由主义工具；针对贸易伙伴，美国全面引入关税壁垒、推行产业回流等国家保护主义手段。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向全球推行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生产成本效率最大化为导向，造成本土产业空心化、有效需求抑制及财富分配失衡。数据显示，1960年至2022年，美国第二产业的GDP占比从38.7%降至18.5%，制造业就业占比从20%降至8%。同时，资本收益挤压劳动收入，跨国企业通过离岸生产实现成本套利，本土制造业劳动收入持续下滑。这种情况下，美国整体消费需求萎缩，进一步抑制生产性活动。1980年至2022年，美国跨国企业利润增长16倍，而制造业劳动收入增长比率同步下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这种分配失衡到了一定程度后，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认同危机。特朗普通过“美国优先”叙事将矛盾归咎于外部威胁，转移国内阶层矛盾，为保护主义政策披上“民意合法性”外衣。2024年大选中，约60%的无大学学历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反映了底层对产业流失的不满。
而美国代议制民主的选举机制异化为“短视政治”的孵化器，执政团队将总统当选目标优先于长期社会治理目标。产业空心化暴露了自由市场的结构性矛盾，而选举制度放大了其政治效应。特朗普将经济焦虑转化为身份政治，本质是制度性困境下的应激反应，但若美国无法解决产业空心化的内源性问题，政策极端化倾向将持续。
特朗普政策转向背后，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试图通过关税和地缘政治手段重建以自身为核心的“有限全球化”。这一转向并非终结新自由主义，而是在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间寻找平衡，属于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性修正。
但美国如果无法完成新一轮生产性投资积累，社会精英与劳动阶层的结构性对立将持续扩大，就会导致全球经济分裂与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陷入“自由主义扩张—矛盾积累—保护主义收缩”的周期性循环。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矛盾的集中爆发，其本质是美国在产业空心化与政治博弈压力下的制度性调适。在理论逻辑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虽与原教旨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发展理念存在不同，但本质是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补充性修正”，试图通过国家干预修补因全球化生产给美国本土生产制造业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然而，受制于美国实体经济衰弱的深层矛盾，强制推行贸易关税壁垒的政策效果，难以突破“自由主义扩张—资本劳动矛盾积累—保护主义收缩—自由主义扩张”的周期性怪圈。未来美国能否跳出“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间的摇摆，不仅关乎美国自身，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走向。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薛子敬
编辑：徐方清